最高人民检察院与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检察公益诉讼衔接典型案例——

　　在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石炭井，曾经因过度开采而满目疮痍的矿山正在慢慢地恢复绿色“容颜”（6月30日摄，无人机照片）。

　　2025年8月15日，在第三个全国生态日之际，最高人民检察院与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检察公益诉讼衔接典型案例，为生态环境保护注入法治力量。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20年来，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逐渐完备，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协同发力，构建起“环境有价、损害担责”的责任追究体系。2024年1月至2025年7月，全国检察机关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8.6万件；2018年1月至2025年7月，各地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5.69万件。这一些数据印证了我国对生态环境损害“零容忍”的坚定态度。

　　水是生命之源，水体污染直接威胁公众健康与生态安全。在水体污染类案件中，污染物扩散快、影响范围广、修复难度大的特点，对追责机制提出更加高的要求。实践中，检察机关与生态环境部门通过跨区域协作、技术攻关与多元修复相结合的方式，构建起全链条追责体系。

　　重庆市检察院第三分院支持南川区生态环境局办理的尾矿库污染案，展现了水体污染追责的“检察、行政”协同模式。某公司赤泥尾矿库因防渗设施问题，自2013年起持续发生渗滤液渗漏，导致地下水和长江支流鱼泉河地表水呈碱性，多次行政处罚与应急处置均未根治。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曝光后，检察机关介入调查，在企业认可损害事实并愿主动担责的情况下，将案件移送地方政府启动赔偿磋商。通过两次递进式磋商，企业最终承担2.17亿元赔偿金，用于鱼泉河水环境修复，新建污水处理设施并完成7.9万平方米河道岸坡修复。该案创新之处在于检察机关灵活运用“磋商前置”机制，既节约司法资源，又通过替代性修复实现生态功能补偿。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检察院办理的跨省水体污染案，凸显了跨界污染治理的协同智慧。某电工公司将340余吨危险废物交由无资质人员非法倾倒，导致上海、江苏、浙江三地河段受新型污染物污染，应急处置费用超1100万元。针对污染物属新型物质、监测标准缺失的难题，长三角三地检察机关成立一体化办案组，联合生态环境部门四次组织专家论证，推动鉴定机构开展专题研究，最终明确损害价值1120.7万元。法院判决企业及有关人员连带赔偿2506万元，赔偿金用于跨区域水体共保联治项目。该案不仅建立了“刑事追责、民事赔偿、生态修复”的追责模式，更推动水源地将新型污染物纳入常规监测，形成从识别到治理的全链条防控体系。

　　两起案例表明，水体污染追责需破解三大难题：一是污染源头追溯难，需依靠专业鉴定与跨部门证据链整合；二是跨区域责任划分难，需通过协作机制实现损害评估与修复的一体化；三是新型污染物认定难，需建立“专家论证、技术攻关、标准完善”的应对机制。实践中，通过磋商和诉讼的二元路径与“原地修复、替代补偿”的灵活方式，为不一样水体污染提供了精准追责方案。

　　固体废物与危险废物污染具有隐蔽性强、累积性高、危害持久的特点，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顽疾”。此类案件追责的核心在于查清污染链条、明确多方责任，并通过专业化处置实现生态修复。检察机关与生态环境部门通过“刑事打击、民事追偿、行政监管”的组合拳，构建起从源头到修复的闭环治理体系。

　　河北省井陉县检察院办理的跨省危废倾倒案，创下危险废物追责的典型样本。李某某等19人将6700余吨废硫膏从四省10家企业转运至当地非法填埋，污染土壤3.18万吨，生态损害达1.38亿元。案发后，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与生态环境部门协作梳理出企业运输、倾倒的关系图，明确各环节责任份额。针对8家企业主动赔付、2家拒不履行的情况，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最终追回1.03亿元修复费用，完成16亩污染土地覆土复绿。该案通过“行政应急处置和司法精准追偿”的衔接，为多主体参与的危废污染治理提供了范本。

　　安徽省无为市检察院办理的磷石膏非法倾倒案，展示了固废污染追责的快速响应机制。某科技公司将1.47万吨磷石膏交由他人非法倾倒至多地山区，造成土壤与植被破坏。检察机关在刑事办案中发现公益损害线索后，同步启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协助生态环境部门查明倾倒总量与污染范围。在赔偿磋商中，检察机关明确企业对受托方资质审核不严的过错责任，促成企业承担912.6万元赔偿金。修复完成后，检察院组建评估组验收，确保土壤达到自然恢复条件。该案创新之处在于建立“刑事立案与公益诉讼同步启动”机制，通过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为后续赔偿磋商与修复监督奠定基础。

　　江西省吉安市检察院支持生态环境部门办理的产业园固废污染案，则聚焦企业集群污染的综合整治。永丰县某产业园三家企业长期违法排污，造成周边沟渠、河道、农用地及林地大面积污染，镉、铅等重金属超标严重。检察机关与生态环境部门联合调查，委托鉴别判定明确损害范围后，针对企业对责任划分争议大的问题，建议通过司法鉴别判定量化责任份额。最终三家企业签订赔偿协议，承担3861万元赔偿金，用于耕地生物治理、林地修复及管网改造。对未按期支付的企业，检察机关支持生态环境部门申请强制执行，确保全额到账。该案通过整合办案和执行监督，解决了企业集群污染中责任认定难、执行到位难的问题。

　　此类案件的追责实践形成三大启示：一是责任认定需坚持“全链条追溯”，从产废企业、运输方到倾倒者均需承担连带责任；二是修复方式需注重“专业化处置”，依赖第三方机构进行无害化处理与生态恢复；三是机制建设需强化“源头防控”，如无为市建立工业固废处置衔接机制，从制度层面防范非法转移倾倒。多个方面数据显示，三起案件共追回赔偿资金约1.5亿元，修复污染土地超1.47万亩。

　　大气污染具有流动性强、影响范围广、修复周期长的特点，其追责难点在于损害量化评估与修复方式创新。随着“双碳”目标推进，氮氧化物等主要污染物的总量管控成为大气污染防治的核心任务。此类案件追责通过强化监督企业技术改造，将企业环保投入转化为生态修复成果，实现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支持生态环境部门办理的大气污染赔偿案，探索了污染物超标排放追责的新模式。三家单位因锅炉废气氮氧化物超总量或超标排放被查处，其中两家年度排放量超限，一家排放浓度超标。鉴于大气具有自净功能、直接修复不可行的特点，检察机关与生态环境部门联合组织专家评估，创新提出“环保技术改造替代修复”方案。通过磋商，企业承诺在完成涉案锅炉整改基础上，额外投入225.95万元用于中水站升级和其他锅炉房提标改造。改造后，氮氧化物排放浓度远低于限值，中水站实现水资源循环利用。该案突破了“金钱赔偿为主”的传统模式，将企业环保升级改造纳入修复范畴，既减少污染物排放，又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该案的典型意义在于构建了大气污染追责的“三化”机制：一是损害评估专业化，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科学量化损害；二是修复方式多元化，认可技术改造作为替代性修复的合法性；三是责任履行市场化，通过激励企业自主投入实现减排目标。相较于水体与固废污染，大气污染修复更依赖长期减排措施，而非一次性工程治理。海淀区通过“定制普法宣传”与机制完善，将个案成效转化为区域治理效能，推动重点行业污染深度治理。

　　案例显示，大气污染追责需平衡三大关系：一是严格执法与公司发展的关系，通过技术改造替代罚款，减轻企业负担；二是短期整改与长期减排的关系，将修复方案与环保规划衔接；三是局部治理与区域协同的关系，如京津冀大气联防联控机制。该案表明，当生态环境无法原地修复时，通过带领企业实施工艺革新与设备升级，既能实现污染物减排，又能提升生产绿色化水平，是大气污染“柔性追责”的有效探索。（记者 高志民）